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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在《隋唐演义》这部作品中，苏定方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追求荣华富贵、临阵脱逃的懦夫，以及陷害罗艺的奸人。这一形象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被进一步固化，使得苏定方的“反派”形象深入人心。
然而，在更早的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中，“苏定方是以忠臣孝子面目示人，为窦建德政权鞠躬尽瘁，力挽狂澜，却功败垂成，非人数，实天数”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定方形象的巨大转变呢？以下三个因素不容忽视：
①历史记载中对苏定方早期在窦建德手下的事迹记载较为简略，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。
②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中创作了苏定方杀死唐朝大将罗成的情节，虽然本意是展现苏定方的骁勇善战，为大唐劲敌。但由于罗成在民间的崇高地位，这一行为反而使苏定方的形象受损。
③《隋唐演义》创作时期正值明清交替，当时文人对外族统治持有反感，而窦建德曾向突厥称臣，受到突厥扶持，这一行为让当时的文人对苏定方等窦建德部将产生了负面看法。但是随着一份文件的出土，苏定方在历史圈这个小圈子中的地位迎来反转。
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的那次惊世发现，为我们揭开了吐蕃历史文献的神秘面纱。这些用古藏文书写的历史文献，详细记载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与战争，其中，659年唐将苏定方与吐蕃亚相达延奔布在吐谷浑之间的一场战斗，尤为引人注目，因为这一事件在汉文史料中并未有所记载。
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按通译本为：“及至羊年(高宗显庆四年，已末，公元659年)赞普驻于“扎”之鹿苑，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(阿豺)，达延奔布之于乌海之“东岱”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。达延亦死，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。是为一年。”
在这段由吐蕃敌手所留下的记载中，它似乎迎合了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：一旦连对手都不得不承认的败绩，那唐军的胜利便显得更加确凿无疑。网络上的历史讨论区充满了对这一唐军“惊天动地大胜”的肯定，人们将其塑造成了一幅千名勇士以一敌八十，英勇战胜强敌的宏伟画卷，对唐军的威武形象进行了极致的渲染。
在这样的赞歌声中，苏定方如同战神降世，一举成为了“大唐战神”的代名词。然而，将吐蕃的记载视为唯一真理，这种做法未免显得过于草率和武断。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审视几个关键的历史问题：这场战斗的时间与空间坐标是否准确无误，其历史背景是否合理；苏定方与吐蕃交战的深层动机和战略目的是什么，这些动因是否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符。
若这些关键点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证和合理解释，那么关于这一战斗的记载，终究只能是孤立的证据，难以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严谨的研究。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疑问是：如此规模的一战，为何在唐朝官方史料中竟未留下只言片语？
笔者在此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：苏定方的事迹曾被人为删削，而此役亦随之湮没。欲究根由，须先回到唐国史的纂修现场。众所周知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皆脱胎于《唐实录》，而实录的纂修，许敬宗、刘仁轨二人最为关键。
许氏与苏定方私交甚笃，史德有亏，早已为后世诟病；刘仁轨与苏氏虽无直接恩怨，却与许氏一党李义府势同水火。李义府尝构陷刘仁轨于百济，几置其于死地。同时刘氏代苏定方经略熊津，自然也有“贬前人以彰己功”之动机。
由此观之，苏定方之形象在唐代国史中恐历经“两级反转”：许敬宗秉笔时，铺陈战功，不无溢美；刘氏当权后，删繁就简，甚至整段削落。此役之失载，或正是刘仁轨“裁抑前勋”之直接后果。于是，史籍留白，战功成空，只剩后世史家面对纸背 Silence，徒呼负负。
“孟达天池”之战时间和空间与吐蕃背景探究
第二时间的准确性问题。首先唐高宗显庆四年，苏定方因都曼叛乱而被派遣前去平叛。但是关于苏定方平定都曼叛乱的具体时间，史料无明确记载。笔者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认为，其时间显庆四年三月弥射败真珠叶护前后，故苏定方从出征到平定都曼到返回至少也有9个月时间，这段时间与吐蕃交战绰绰有余。
第三在探究历史长河的时间之后，我们更应细致入微地审视空间。地理位置的精确性，对于确证唐朝与吐蕃之间烽火连天的历史真相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须知，文献中提及的“乌海之东岱”，并非其原始之称。
其真实名讳为“措那董茹””其中“措那”在藏语中意指乌海或黑海。熟知唐史者皆知，公元670年，唐朝名将薛仁贵挥师吐谷浑，与大非川一役中与吐蕃名将论钦陵交锋，而乌海之地，尚位于大非川之先。
据此，通常将“乌海”界定于吐谷浑的版图之中，即今日之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。至于苏定方的西域之行，史书并未详细记载其路线。但基于稳妥与速度之考量，其路线当沿袭古老的“丝绸之路”，自繁华的长安或洛阳启程，穿越甘肃，直至新疆。
若苏定方深入吐谷浑与吐蕃交战，则苏定方弃西域平叛之既定使命于不顾，转而涉足“乌海”之险远，关隘重重，疾病肆虐之地，其背后之意图，实令人费解。因此，苏定方与吐蕃的交锋，似乎在逻辑上显得颇为乖谬。
然而，不管是吐蕃史料还是唐朝史料都没有记载，苏定方所去之乌海和薛仁贵所在之乌海为同一个乌海。实际上“青海境内有两个“乌海”，一个是被称为“东给措纳湖”位于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花石峡镇一带，另一个则被称“东日措纳湖”位于今青海循化县境内之东部孟达乡”。
虽然两者都在吐谷浑境内，但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使苏定方这次行动目的不同，前者意味着苏定方要孤军深入。后者实际上是与唐所设米川郡(今青海循环县西部)相对而立，所以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都应该知道，吐蕃军队在唐边境大军集结这意味着什么？
显然要是后者明显是符合逻辑的，那么这个乌海究竟是那个地方呢？对此我们从达延战死这一具体地点入手据“《道帏藏族社区志》中写道:“达延芒布支大臣率蕃军一千兵，前往董岱措纳湖一带，于汉兵八万军交战。达延芒布支不幸而牺牲。属下为了彰显和永记他的战绩，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，此山上修建陵墓，并炯察和朝察两大将军联合把汉军从达延石城赶到黑山。此后，达延芒布支被敬为山神，同时成为具有神力的家乡神。”
位于“东日措纳湖”或者“乌海”附近的“达延神山” 不仅是道帏藏族乡的圣地，“达延山神”更是道帏藏族乡的保护神。达延·芒布支卒后，“乌海”附近的居民(今道帏乡一带居民)把他敬为山神 并将他的墓建在今循化县道帏藏族乡一带。
综合以上资料，唐之“乌海”或者吐蕃“董岱措纳(孟达天池)”的具体位置可以确定为今循化县孟达乡、道帏藏族乡以及大河家镇交接处之名为“东日措纳湖”或者“孟达天池”的圣湖另外有学者对原名“措那董茹”的深入解析，指出“今青海循环县以撒拉语命名的孟达天池在藏语被称作“董茹措那”(stong ru mtsho nag)，与原名“措那董茹”只是前后两词换位而已。”
可知唐与吐番交战地，并不是吐谷浑而是在唐陇右道附近，苏定方也并不是孤军深入，而是吐蕃大举入侵。那么再考证时间空间的问题之后，我们再来考证时代背景是否合理？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唐番尚是友好关系，吐蕃不可能再此时与唐作战。
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深入剖析吐蕃入侵的真实目的，我们可以从弓月和疏勒二王向唐朝归降的史料中，抽丝剥茧地探寻其背后的战略意图。据史册所载：
“十二月，丙午，弓月、疏勒二王来降。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，诸部离散，弓月及阿悉吉皆叛。苏定方之西讨也，擒阿悉吉以归。弓月南结吐蕃，北招咽面，共攻疏勒，降之。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。嗣业兵未至，弓月惧，与疏勒皆入朝；上赦其罪，遣归国。”
这段历史记载不仅揭示了吐蕃入侵的深层动因，也描绘了当时西域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。起初，弓月王与都曼联手，意图在苏定方平定贺鲁之乱后继续维持其势力范围。然而，在苏定方的军事打击下，弓月王只能转而联合吐蕃，其目的在于两面夹击，继续与唐朝抗衡。
吐蕃此次对唐陇右道的入侵，显然是受到了弓月王的邀请，另据《删府元龟》载“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，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。海政以师老，不敢战，遂以军资赂吐蕃，约和而还。其后吐蕃盛言弥射不反，为步直所诬，而海政不能审察，滥行诛戮。
”史料中“又”字透露出吐蕃非首次踏入西域，与唐军交锋。结合前文记载，此事应发生在苏定方撤军之后。由此可见，吐蕃采取了双线战略，一方面自青海方向发起攻势，其终极目标似在占领甘肃这一战略要地，切断唐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；另一方面则挥师西域，与弓月会合，以此震慑唐朝在西域的盟友，使得唐军陷入首尾难顾之境。
然而，历史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意外。吐蕃的这次军事行动，恰好遭遇了凯旋而归的苏定方。这场意外的遭遇战，不仅打破了吐蕃精心策划的战略布局，也成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斗争的转折点。
“一千破八万”可能只是翻译错误
那么时间与空间吻合，唐史为何没有记载也进行了解释。是否可以认为这仗就确凿无疑了呢？其实不然，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即翻译是否正确？由于这批文献的发现对于研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，因此，对其内容的翻译和理解必须严谨。
以下是笔者整理的不同翻译版本，共分为五种观点，以期达到对文献内容的精准理解和表达。首先，第一种翻译为唐朝大胜，第二种翻译则认为吐蕃与唐朝交战，结果是吐蕃的八万大军损失至一千。
第三种解读主张唐人大败，八万人不敌一千。第四种翻译则是唐军小胜，一千吐蕃兵败于八万唐军。最后，第五翻译读为吐蕃小胜，八万吐番军击败一千唐军。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“这就是记载史事因语词隐晦，造成不清不楚的结果，让后人费疑猜，致史事混沌不明”.
针对这一问题，笔者认为，我们必须回归文本的原意进行阐释。索南加在其研究论文《敦煌本《吐蕃大事纪年》部分地名及疑难词句研究》中，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。
指出以下三点，按原文之意，达延并非战死或者被杀死，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离世，即正常死亡。原文中并没有明确表达胜败之意，而是用“技穷”来形容，这表明了一种力量的枯竭而非战斗的结果。因此，原文的真实意图的描述是“八万技穷于一千”，即八万大军在面对一千敌人时感到力不从心。
由于原文的模糊性，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是唐军还是吐蕃军处于这种困境。然而，考虑到汉文史料中并未记载这一事件，且“唐军八万技穷于一千吐蕃”这一表述符合文书的规范，因此更有可能是唐军遭遇了这一困境。
笔者认为，现存的汉文资料大多距离这场战斗已有百年之遥，因此在编纂时不可避免地会参考《实录》。而《实录》曾被刘仁轨删改，他有足够的动机去抹去这场战斗的记录。
不过由于《敦煌历史文本》是吐蕃人所写，外加违败杨胜严重，对唐作战无一败北记载，故笔者认为原文的记载，因是“唐军八万计穷于吐蕃一千”，所以吐蕃此条记载，实际上是嘲笑唐军无能。即你八十倍都无法拿下我一千，反而陷入计穷之地。
前文之考证，虽廓清迷雾，然问题并未就此尘埃落定。首先，吐蕃一方的记载并非铁证。学者在深入剖析《敦煌历史文本》时发现一个关键现象：吐蕃人在论证谁胜谁负之时，可能不会像中原人这样，用“败之”“大破之”等等词汇。而是斩杀多少多少人来论证胜。
然而，在乌海之战的记载中，吐蕃一反常态，并未炫耀其斩获，反而以“技穷”一词含糊带过。如同像拳手赛后不亮比分牌，只嘟囔“对面先怂”，心虚得几乎听见回声。反观唐朝，若笔者推测正确，则唐廷最初的官方记录，或许只是“大破吐蕃”这类笼统的表述。
但是经润色组层层镀金，就成了“斩级数万，吐蕃宵遁”，这样大胜记载，后又被刘仁轨全部删除。至于战场实况，大概远没文字热闹。此役的真实面貌，需从关键人物达延的身份说起。
学界对其身份素有二说：一为吐蕃亚相，然证据薄弱；二为吐谷浑王族，其名亦具吐谷浑特征，故推断其为亲蕃且手握实权的吐谷浑王子。笔者倾向后者。据此，战事脉络或可重构：公元659年，论钦陵之父率军入侵吐谷浑，在内忧外患之下，吐谷浑归附吐蕃。
后因西域争端，吐蕃与唐反目，遂命达延率领吐谷浑与吐蕃联军，进犯唐之陇右。恰逢苏定方班师回朝，双方于乌海（今孟达天池）狭路相逢。激战之后，战局陷入胶着，胜负未分。关键时刻，联军主帅达延意外病故，军心动摇，吐蕃军队遂主动后撤。而苏定方亦急于回京受封，无意穷追，遂引兵而还。
吐蕃方面，虽未战败，但杀伤不足，且战略目标受挫，只能通过“唐军八万，技穷于我一千”的夸张说辞，挽回颜面，粉饰其无功而返的窘境。因此，乌海之战的真相，并非任何一方的完胜，而是一场因主帅猝死而中断、被双方政治需求共同扭曲的战略僵局。
参考资料
梁山《苏定方历史与文学形象对比》
王尧，陈践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》
《旧唐书.许敬宗传》
《新唐书.李义府传》
拜根兴《也论苏君墓当为苏定方墓》
毕涛《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》
夏吾交巴《“大非川”地理位置考》
叶拉太《吐蕃地名研究》
日月山与大非川——(日)佐藤长《西藏历史地理研究》商榷之一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202
《唐吐重要文献选辑》
索南加《敦煌本《吐蕃大事纪年》部分地名及疑难词句研究》
黄正英《敦煌本吐蕃历史大事记年有关唐吐关系的译注拾遗》
林冠群《从吐蕃大事纪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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